灵均 | 走出书斋 面向现实——读《文本解读与田野实践：新疆历史与民族研究》
来源：《西域研究》2014年第3期
走出书斋 面向现实
——读《文本解读与田野实践：新疆历史与民族研究》
灵均
新疆历史一直是中国历史、中国民族历史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内容，而新疆的现实问题，近些年来持续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成为当下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为了认真总结、研究历史上各族人民开发建设大西北的经验和教训，认识、解决在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王欣教授将其二十多年来以新疆为中心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进行总结，编辑出版了《文本解读与田野实践：新疆历史与民族研究》一书。[1]
该书正文分上、下两编，共十三章，六十余万字，作为“西北民族研究丛书”之一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本书第一章主要利用考古材料对史前时期印欧人种在新疆及中亚地区的迁徙、活动以及他们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二章作者根据刊布的悬泉汉简资料，对汉代乌孙在西域活动的情况进行了考述，并以常惠在西域的活动为中心，对其一生的活动加以总结，讨论了西汉在西域的边政与边事方面的得失。第三章、第四章，是在利用传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文书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诸绿洲城郭和行国的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包括麹氏高昌王国的祭祀制度及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鄯善王国的经济发展，重点阐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绿洲城郭及游牧行国客观存在的几个文化圈，其文化内涵和特色。第五章作者利用出土文书和传世文献,探讨了晋唐时期高昌刑罚法与民间契约司法。介绍了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的汉晋西域和唐代高昌的“译语人”。考述了吐蕃驿站制度，包括驿路与驿传、驿站与驿站制度在西域的实施。简述了唐末宋初于阗王国的社会经济——农业与园艺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状况。第六章作者探讨了中国西北边疆的内涵和外延，并对10世纪以前中国西北边疆演进的规律和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七章论述了西辽、蒙古帝国及元朝对中亚和西域的统治。第八章论述了清朝统一新疆前卫拉特蒙古的历史发展及清朝为稳固西北边疆统治在新疆政治、军事、司法制度的实施。第九章是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新刊布的有关资料，对新中国建立前南疆地区普遍存在的土地租佃制度——伙种制所做的专门探讨。第十章是作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鄯善吐峪沟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札建寺传说和宗教仪式所做的剖析解读，揭示了其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祆教、摩尼教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交融、沉淀的本质。第十一章是作者对哈密市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所做的民族学调查，试图从微观角度揭示当前新疆牧区民族关系与经济文化变迁之一斑。第十二章、第十三章是作者针对中央政府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做的宏观思考，包括政策与途径建议、经验与教训总结等。
本书内容涉及以文本研究为核心的新疆古代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以及以民族学田野调查为核心的近现代新疆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其中既有宏观的理论思考，也有微观的个案分析；从方法论的层面上来讲，体现了作者在历史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尝试着将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田野实践经验运用于历史文本的分析与解读，以及在历史文本的情境下观照田野实践的学术旨趣与追求。
综观该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从长时段的考察和研究中，揭示了西域多种族、多民族的共聚及西域文化的多元交融性。正如王明珂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说的：“此书始于说明距今约四千年前印欧人东迁于新疆，而后介绍历史上鄯善、高昌、于阗、龟兹等城郭国家，以及乌孙、匈奴、高车、柔然等游牧行国与中原帝国在此地的角逐。运用大量传统文献与出土文书及考古数据，本书内容均在显示本地文化、族群与社会等方面的多元、流动与联合之历史轨迹。特别是其探讨‘鄯善吐峪沟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札’之章，可说本书介绍的所有新疆之历史与多元文化面貌均浓缩而保存于此历史遗址之中。然而若非能如作者那样发历史之微端，我们所见的只是一个伊斯兰文化中的圣人墓。”
二是，书中对西域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均有论述，但文化史在其中占有更多的篇幅。如第一章中关于早期车师文化的研究，第三、四章关于麴氏高昌王国祭祀制度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绿洲城郭和游牧行国各具特色文化圈的研究，鸠摩罗什的研究及《妙法莲华经》的校勘，第五章中关于晋唐时期司法制度的研究，唐代“译语人”的研究，第十章关于鄯善吐峪沟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札的研究以及第十二章关于西北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等，皆是其体现。
三是，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力图探索一些带有一般意义的规律性认识。除前面提到的第十章以鄯善吐峪沟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札为例，试图揭示历史上西域“多种相异宗教与文化一直相互激荡、彼此角逐”；“来自各个不同区域的宗教和文化在这个空间中彼此覆盖和皴染（如历史上佛教、祆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在西域的来来往往和此进彼退）”[2]的一般特征外，在该书的第六章，专门探讨了10世纪以前中国西北边疆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作者总结到，“北方游牧民族与东方农业民族的角力是这一时期中国西北边疆发展的突出特点”，“多种体制并存也是这一时期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上的突出特点”，“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一体化是中国古代西北边疆发展史上的另一特点”。这些看法的提出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西北边疆发展以及当代新疆出现的问题颇具参考价值。正如张广达先生所说：“如果我们要想或多或少赋予我们研究的课题以历史学意义，那么，在具体的研究之中取得历史知识学（historical epistemology）层次的一些认识——哪怕是一些肤浅的认识——便至关重要。”[3]
四是，反映了作者二十年来学术研究的基本轨迹和学术旨趣的转变。作者自199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以来，其所从事的新疆历史研究与民族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基本是以新疆历史领域的研究为主，侧重文献解读和文本分析；后十年则由于工作的原因开始涉足民族学领域，侧重田野调查与文本分析，并试图以田野调查的体验和经验反观文本研究。这一点与其先师马长寿先生的学术旨趣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也是对马先生学术传统的承继。[4]
综观该书，无论是作者前十年所作的历史学实证研究，还是后十年从事的民族学田野调研，大约都是以新疆这一区域为中心展开的，属于中国边疆学的范围,其研究轨迹也正与中国边疆学在当代的成长、发展相吻合。
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1979年改革开放，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科而遭到忽视，除个别领域的工作，如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70年代沙俄侵华史的研究及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政策的颁布等之外，中国边疆学取得的研究成果甚为有限。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史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话题及论议亦呈不断出新的局面。新中国建立以后史学界形成的对唯物史观的僵化教条理解逐渐被打破，以往那种政治化、公式化的“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被摈弃。新出简牍、出土文书、考古材料的大量刊布，有力推动了实证研究，使得我们在许多历史细节乃至某种程度的历史整体上都获得了新的知识，一些长期形成的定说受到动摇和改变。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相继成为研究选题的热点，相关论文、著作迅速增多。通过对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研究，解释中国历史进程，得到学界普遍认同。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的中国边疆研究同样也呈现出勃勃生机，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边疆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论文、著作大量发表、出版，学术研究的内涵与外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总体发展的基础上，中国边疆研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以近代边界问题为单一研究的范畴，而将其扩展为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为研究重点，促成了中国边疆史地基础研究的大发展；二是突破了边疆史地的研究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相结合，直面当代中国边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5]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边疆研究发展历程，如果细分，还可以看出其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之交。这一阶段，伴随着边疆研究领域的扩大，发表和出版的论著迅速增多，边疆资料的整理出版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主导这一阶段边疆研究的仍然是边疆史地之学，虽在实践上有所突破，然于中国边疆学本身的理论构建，除少数论著外，却无多建树。第二阶段从2001年至今，中国边疆研究更是处于繁荣时期，特别是处在西部边疆的新疆、西藏地区，“疆独”、“藏独”的分裂活动及合流，严重影响到该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边疆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再次凸现。这一切促使边疆研究的重心转向边疆现实的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纷纷加入边疆研究之中，使原来的以历史学为主导的边疆研究向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发表、出版有关边疆的论著数量和质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在中国边疆学理论构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绩，构建边疆学学科的实践开始起步，高校和科研机构边疆学人才培养，初见成效。[6]
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和追求，中国边疆学研究在当前已经显现出了勃勃生机，国内学者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框架的讨论产生了诸多共识。中国边疆学已成为一门研究中国历史及现实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的综合、交叉学科。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介入，无疑将会有力地推动中国边疆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目前，在加强对外学术交流的前提下，如何坚持我国既有的边疆学优良传统和特色，充分吸收国外关于中国边疆研究的优秀成果，构建起符合我国国情发展的边疆学理论体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研究道路，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仍然需要中国学者为之努力。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边疆研究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曾经留下了大量的关于边疆地区、边疆民族的文献资料，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如何在充分发掘和利用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在传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现实问题的调研，使之有机结合，共同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样值得思考。王欣教授所尝试的将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以及田野实践经验运用于历史文本的分析解读，在历史文本的情景下关照田野实践，应当说是一个不错的思路。我们期待着作者在文本解读和田野实践两方面都取得更多、更新的成果。
[1] 王欣：《文本解读与田野实践：新疆历史与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2]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第267页。
[3] 张广达：《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总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4] 王欣：《文本解读与田野实践：新疆历史与民族研究》，第596页。
[5] 马大正：《关于边疆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
[6] 周伟洲：《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3期。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
编校：王润泽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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